石家河文化是繼屈家?guī)X文化之后發(fā)展起來的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因1955年發(fā)掘的天門石家河鎮(zhèn)的貫平堰、石板沖、羅家柏嶺、三房灣等遺址群而得名，是以石家河古城為核心、由40多處遺址點共同構成的龐大聚落群。古城將諸遺址點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遺址主體年代為距今　5900—3800　年。

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圍基本上與屈家?guī)X文化重合，只是北部已退到鄂西北，而南方則向湖南中部地區(qū)擴展。在湖北境內，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重要遺址有：天門石家河遺址群（包括鄧家灣、譚家?guī)X、肖家屋脊、羅家柏嶺、三房灣等），鄖縣青龍泉、大寺、庹先洲，房縣七里河，丹江口亂石灘，當陽季家湖，松滋桂花樹，枝江關廟山，江陵張家山、荊南寺，宜昌白廟，秭歸廟坪，宜都石板巷子，大悟土城、呂王城，麻城栗山崗，通城堯家林等。

圖　1－3　石家河文化主要遺址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年版）

其中，石家河文化的核心遺址——天門石家河遺址群位于長江中游腹地、大洪山山脈南部的山前開闊平原，以石家河遺址為中心，占地面積約8平方千米，包含40多處遺址，包括大型祭祀遺址、復雜的水利系統、大量精美玉器、大批量生產的紅陶杯等遺跡遺物，是長江中游地區(qū)已知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續(xù)時間最長、等級最高的史前聚落遺址，與長江下游的浙江良渚遺址、黃河中游的陜西石峁遺址等共同被學術界認定為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見證，也實證了石家河在長江中游文明進程中的主導和引領地位，見證了長江中游不斷與其他地區(qū)，尤其是黃河流域交流、融合，最終融入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全過程。

1956年11月，石家河遺址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11月，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家河遺址的發(fā)現與研究被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fā)現”之一，并毫無懸念地入選全國首批30處大遺址保護名錄。

一、宏偉大城

正因為石家河遺址群面積大、保存好、等級高，同時其所處階段正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期，在中華文明尤其長江中游文明進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價值，所以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石家河遺址群的田野考古工作一直持續(xù)推進，迄今已歷60余年。這60余年，包含兩個重要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特別是　1990—1991年，考古學家對石家河遺址進行了大面積的調查與發(fā)掘，發(fā)現了石家河城址，并基本弄清了古城的年代、布局以及周邊遺址群的初步情況，進一步豐富了對該地區(qū)史前聚落的數量、分布、規(guī)模、年代、文化內涵等方面的認識；第二個階段是2014—2019年，考古學家對石家河遺址群及外圍9平方千米的區(qū)域進行了系統勘探，發(fā)現并確認了一批重要的遺址遺跡。

通過持續(xù)多年的科學考古工作，考古學家基本探明了石家河遺址群的分布、階段分期、功能布局、文化內涵等情況，并據此認定，在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800年的1000多年間，石家河遺址群一直是長江中游地區(qū)社會和文化發(fā)展的核心地點，在中華文明起源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石家河遺址群的核心部位，先民修筑了規(guī)模巨大的石家河古城。石家河古城城址平面為不規(guī)則長方形，南北長約1200米、東西寬約1000米，面積約120萬平方米，是迄今為止湖北省乃至長江中游發(fā)現的面積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新石器時代古城，是同時期長江中游的中心聚落和都邑性城市。古城外側修有護城河，寬60　～100米，深4～6米。

圖　1－4　石家河城址與遺址群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年版）

通過勘探和發(fā)掘，石家河古城的重要遺跡現象逐步被揭露，古城布局與功能逐漸明晰，古城初露崢嶸。目前已經在古城范圍內發(fā)現并確認了多處重要的遺跡，如譚家?guī)X古城、印信臺大型祭祀區(qū)、鄧家灣宗教活動中心、三房灣制陶作坊等。這些遺跡，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石家河古城的布局與功能，更為我們深入了解石家河遺址群的宏觀結構與組織分層提供了堅實的學術支撐，也進一步揭示出長江中游地區(qū)新石器時代晚期生產專業(yè)化與社會分層化的總體趨勢。

實際上，石家河遺址群內先后出現過兩座史前古城，除了上述石家河古城，還有一座年代更早的譚家?guī)X古城。譚家?guī)X古城位于石家河古城中心，城垣呈不規(guī)則圓形，城垣東西長440米、南北寬390米，城垣內總面積17萬平方米，城壕內總面積則達26萬平方米。譚家?guī)X古城的始建年代為油子嶺文化晚期，也就是距今約　5000　年前，其時正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期。譚家?guī)X古城的發(fā)現，表明石家河古城在距今約5000年時就已經開始筑造，將石家河城址的建城史至少提前了500年。所以，譚家?guī)X古城是同時期我國發(fā)現規(guī)模最大的史前城址，是石家河遺址作為長江中游文化中心的重要開端和首度亮相，也是后來的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礎。

石家河古城系列遺跡還包括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壕西側的印信臺祭祀遺址、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北部的鄧家灣宗教活動中心、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南部的三房灣制陶作坊、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北崗地之上的嚴家山石器加工作坊等，均出土豐富的遺跡遺物，是石家河豐厚文化底蘊的具體見證。

考古還發(fā)現，石家河古城具有復雜的水利系統。在2022年開始的新一輪考古發(fā)掘中，最新考古發(fā)現確認的石家河古城東、北城墻與　1992　年公布的西、南城墻可以基本銜接起來。城墻寬80～100米，寬而堅實的城墻，可應對南方雨水多的防護需求，并具備了一定的規(guī)制。城墻依自然崗地與山勢而建，體現了城市規(guī)劃的匠心。保存較好的一段京山坡城墻朝北向的坡度較陡，具有明確的防衛(wèi)目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對北城墻嚴家山段進行考古發(fā)掘時，發(fā)現了堆筑的土方含有石塊，石塊大小不一，直徑在20～40厘米。石塊以含硅質巖、石英碎屑的灰白色白云巖為主，部分石塊有明顯的取料切割和加工痕跡。這與浙江良渚筑城時鋪石頭類似，是長江流域平原地帶筑城時為了加固墻體采用的做法。

石家河古城位于崗地上，地勢較高，用水如何解決？考古隊探明，從大洪山南麓到石家河古城北部有3條水系、2　座攔水壩，并初步厘清了其水利系統——引河流進入護城河、外郭城上修建堤壩以緩沖抗洪、城內興建小型水庫蓄水抗旱、引水入內城以滿足農業(yè)和生活用水。

同時，考古隊在西河附近發(fā)現一大片低洼地，與西城壕水源相互利用，故推測這一區(qū)域為稻田所在地。石家河古城遺址發(fā)現大量的水稻相關遺存，也是發(fā)達的農耕文明的佐證。

石家河古城3　條水系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可防洪蓄水、灌溉農田。如此科學、復雜的水利系統，表明石家河先民已具備很強的水利治理能力。

石家河古城水利設施的最新發(fā)現，反映了距今5000年的長江流域先民對于水資源的管控與利用，進一步深化了人們對長江流域古城城市規(guī)劃和布局的認識，是長江水利文明發(fā)展高度的體現。目前，學者開始著重分析石家河的古水系和現代水系的泥沙顆粒物，進一步還原石家河城址古水系的分布及歷史年代。

石家河古城的一系列重要發(fā)現，令人眼界大開、耳目一新。考古學家經過深入研究后認定，在中華文明曙光到來的前夜，石家河古城這座120萬平方米的大城所具有的文化輻射力甚至超越了長江下游的浙江良渚古城。

二、生業(yè)興盛

石家河文化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與提高，石家河文化的生業(yè)呈現出蓬勃發(fā)展之勢。

（一）房屋建造

在房屋建造方面，石家河文化時期的房屋遺跡發(fā)現較少，劃城崗遺址發(fā)現一座殘房基，只有9個柱洞。太山廟遺址發(fā)現三座殘房基，其中一號房可見大體形狀：31個柱洞有規(guī)律地由東向西列成3排，是一座南北長約　7.5米、西北寬約3.5米的長方形地面建筑房子。門似乎開在東墻正中，西部兩排柱洞相距很近，靠外側的一排柱洞可能是檐柱，以保護墻基免遭雨淋。灰坑、窖穴一般為鍋底狀，有圓形、橢圓形和不規(guī)則形。

（二）器具制作

石家河文化生產生活器具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種類，主要出土遺址包括嚴家山石器加工作坊和三房灣制陶作坊。

嚴家山石器加工作坊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北崗地之上，遺跡為一片東西寬約9米、南北長約45米、面積約　400平方米的石塊堆積。石塊大小不一，直徑一般在20～40厘米，以含硅質巖、石英碎屑的灰白色白云巖為主。石塊絕大多數為石核，石片及成品極少。部分石塊有明顯的取料切割和加工痕跡。出土遺物主要有石刀、石鏃、礪石、石料、玉料等。發(fā)掘者推測其可能為一處石器加工作坊。石器大多磨制精細，種類有石斧、穿孔石斧、石鋤、扁薄穿孔石鏟（鉞）、錛、有段石錛、石鑿、長方形和半月形穿孔石刀、石鐮、石鏃、石矛、石網墜、石紡輪等。嚴家山遺址還出土了一些玉料與制玉工具，為石家河文化部分玉器是本地制造的推測，提供了重要依據。

三房灣制陶作坊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南部，遺址南北長106米、東西寬56米，主要遺跡有陶窯、洗泥池、黃土坑、黃土堆積、燒土堆積、水缸、灰坑等，清理出土的厚胎紅陶杯數量達200萬件之多，密集堆放，厚達數米，蔚為壯觀。數量如此驚人的紅陶杯，已經遠遠超出了城內居民本身的需求，必然還會供給周邊區(qū)域居民使用，說明石家河古城很可能是大洪山南麓乃至江漢平原最重要的手工業(yè)產品生產地和集散地，也反映出石家河古城在該區(qū)域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即區(qū)域聚落中心、經濟中心。

石家河文化時期陶器以泥質灰陶為主，也有泥質黑陶和泥質紅陶、夾砂紅陶和夾砂黑陶。素面陶居多，紋飾以籃紋為主，其次是方格紋和繩紋，再次為弦紋、鏤孔、附加堆紋，早期還有少量彩陶和彩陶紡輪。主要器類有罐、鼎、釜、甑、缽、碗、壺、高圈足豆、喇叭形刻槽盆（擂缽）、缸、甕、盤、杯、器座、器蓋等十余種。其中，高領罐、高圈足豆、寬扁足鼎、喇叭形刻槽盆、筒形缸、喇叭形小杯等是其典型器物。

石家河文化時期陶器制作技術進一步提高，快輪制陶技術得到更大的普及和應用，凡是能夠用快輪成型的陶器幾乎都采用了輪制技術。輪制技術提高的表現是大型陶器的出現，如有些陶缸或陶甕高近1米，這種大型陶器的制作和燒造遠比燒制小型器物的難度大，沒有成熟的輪制技術和結構完善的大型陶窯是不可能完成的。

石家河文化時期骨器以鏃為主，還有鑿、魚鏢等。

圖　1－5　石家河文化陶甕　圖　1－6?　石家河文化陶鬶

圖　1－7　石家河文化陶杯　圖　1－8?　石家河文化陶罐

（三）農業(yè)及家畜飼養(yǎng)業(yè)

石家河文化時期，荊楚地區(qū)的氣溫有所下降，江漢地區(qū)的年平均溫度和年平均降雨量都比當前水平略低一些，以致植被減少，引起長江、漢水等河流流沙沉積量增加，形成現在的江漢平原大部。在湖北江陵、洪湖、天門等地都相繼發(fā)現了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遺址，并伴有水稻遺跡出現，說明當時的江漢平原已開始種植水稻。雖然當時的氣候對水稻生產有些不利的影響，但平原的形成和生產工具的進步，使荊楚地區(qū)的水稻生產得以延續(xù)。在石家河文化遺存中，發(fā)現了大片房屋建筑遺址，其房屋的墻壁用木骨和草拌泥做成，以稻草莖和稻草殼作摻料。在石家河文化遺址中，出土了摻有稻谷殼的細泥陶，大部分陶片因摻入了大量的稻谷殼而結構疏松，顯得軟而輕，往往還有小氣孔。因為具備良好的透氣性，這類陶器往往被用作炊具。同時，石家河遺址出土數量較多的石斧、鋤、錛、穿孔石刀、石鐮、石鑿、蚌鐮等農業(yè)工具，充分說明當時耕地面積擴大了，收獲量增多，農業(yè)經濟發(fā)達，稻作農業(yè)經濟仍是當時的主要經濟門類。

石家河文化時期家畜飼養(yǎng)業(yè)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如遺址中出土大量的豬、狗、羊等家畜遺骸，不少墓葬中隨葬豬顎骨等，說明家畜飼養(yǎng)已經比較普及。同時，石鏃、石矛、骨鏃、骨魚鏢的出土，說明捕魚狩獵在當時的經濟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比例。

三、文明浪潮

關于文明起源的認定問題，國際學術界討論非常激烈，見仁見智。如國外學者曾依據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術和城市為文明社會的標準，稱其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據這樣的標準，中華文明只有3300多年的歷史。

21世紀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簡稱“探源工程”）正式啟動。在“探源工程”推進過程中，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通過對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陜西石峁、河南二里頭等都邑性遺址開展了大規(guī)模考古調查和發(fā)掘，對各個地區(qū)的中心性遺址（如河南雙槐樹和西坡、山東焦家、遼寧牛河梁、安徽凌家灘、湖北石家河、四川寶墩等）進行了考古工作，獲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發(fā)現。

在豐富的田野考古材料的基礎上，通過參加“探源工程”的20多個學科的400多位學者共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顯著成果：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fā)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一是生產發(fā)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三是出現王權和國家。

在5000多年前，中國各區(qū)域農業(yè)發(fā)展，人口增加，區(qū)域中心逐步發(fā)展為規(guī)模宏大的都邑。制作玉器、綠松石器、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yè)專業(yè)化，并為統治階層控制。各地區(qū)都出現了專門管理社會事務的階層，社會還出現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階級，出現了掌握軍事與宗教權力的王，并出現由王控制、依靠社會規(guī)范和暴力進行管理的政體——早期國家。都邑內有王居住的宮殿等高級建筑、埋葬王和統治階層的高等級墓葬和彰顯統治階層身份的禮器和禮制。隨之也出現了奴役現象，一部分人為貴族殉葬或被用于宮殿奠基。

我們通過對石家河文化各類遺跡遺物的研究發(fā)現，石家河文化擁有規(guī)模宏大的古城，分工細致、技藝精湛的手工業(yè)（陶器、玉器、銅器制作），貧富分化現象和宗教與禮儀祭祀等。這些都說明石家河文化時期，文明進程有了很大發(fā)展，文明浪潮滾滾，時代邁入初期文明社會。

（一）城市

目前已發(fā)現的石家河古城區(qū)域面積達120萬平方米，規(guī)模宏大。

從城垣的形狀看，大致依地形地勢確定走向，城址所在的地形為若干道南北走向的崗地，東、西城垣就是沿著兩條崗地的外側修筑的。南垣和北垣都有寬達數百米的缺口，據推測，這些缺口可能是用來排泄洪水的。石家河古城的布局可分為兩大部分三個功能區(qū)：居住區(qū)位于城址的中心，墓葬區(qū)集中在城址的西北部，城址的西南部則可能是宗教活動區(qū)。

西垣和南垣的外側可見護城河遺跡。護城河周長約4800米，東北角可能利用天然低地，其余部分為人工挖成。護城河一般寬80～100米，河底與城垣頂面高差6米左右。護城河集排水泄洪、防御護衛(wèi)、水運交通、日常飲水等多種作用于一體，增加了城市的生機與活力。

多年的考古發(fā)掘證實，石家河古城有如下特點。

第一，城池規(guī)模龐大，遠超同期中原地區(qū)古城規(guī)模。石家河古城面積達到驚人的120萬平方米。上述古城的規(guī)模基本上大于中原地區(qū)同時期的古城規(guī)模。

第二，趨利避害，合理選擇城址。石家河古城選址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條件，依地勢而建。古城面向河湖平原，資源豐富、交通便利。將城址選在河流的階地上，高出周圍地面，既可以防止洪水泛濫，又可以利用自然河流汲取生活用水和排除生活垃圾，還可以利用河道運輸物資，一舉多得。

第三，采用夯筑技術，筑城技術尚不完善。夯筑法是中國古代建造房屋基礎、城墻、臺基時的主要技術，比較原始落后。石家河古城城垣全部以夯土筑成，為了加強土層之間的黏結程度，相接的夯層多采用不同質地的土鋪墊，因此在斷面上可看到不同顏色的土層相間排列的現象。夯層的厚薄程度不一致，層面也不夠水平，說明夯筑技術水平較差。石家河古城采取夯土筑城的方法，與該地區(qū)的地理、土壤條件也不無關系。荊楚地區(qū)土壤黏性極大，潮濕的時候又十分黏軟，很難夾板夯筑；也有人認為，城墻夯土多取自護城河的積土，該土黏性重，大塊掘取只適合于夯筑；還有人認為與地下水位普遍較淺有關，人們無法挖掘地下基槽，因此大多在平地上直接堆土筑墻，在墻體平面和斜坡面進行拍打。所以，直到商周時期，南方建造城墻依然采用夯筑法，如湖北盤龍城、四川三星堆以及江蘇畬城墩等城址，皆為堆土夯筑，而北方則早已經采用版筑技術了。

第四，石家河古城城區(qū)有較為明確的功能分區(qū)，內部設有居住區(qū)、墓葬區(qū)和宗教活動區(qū)三大基本功能區(qū)。城區(qū)分工明確，城門及城垣上都建有防御性建筑物。城內的建筑區(qū)一般位于較高的自然土臺上。這表明古城的建設有統一管理和規(guī)劃，也意味著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層的出現。不同的區(qū)域，可能居住著不同身份和地位的社會成員。

城市是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是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城市的出現伴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確立，也會形成各種社會形態(tài)，也預示著國家的誕生。所以國際學術界公認，城市的出現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之一。

通過對石家河古城的研究，我們可以一窺當時的社會形態(tài)：其一，社會經濟發(fā)展，社會財富集中，城市已成為社會財富的聚斂中心；其二，早期國家正在形成中，大規(guī)模的筑城工程，意味著組織管理、工程技術、人才資源集中在少數管理者手里，城市成為統治權力中心；其三，古城又是宗教禮儀中心，城內外的祭壇、天壇等宗教建筑的出現，表明早期政教合一的國家形態(tài)。

（二）玉雕

石家河文化玉器數量豐富、種類多樣、制作精湛、底蘊深厚，是中國史前玉器技藝與玉器文化的一座高峰。

石家河文化玉器重要出土地有天門羅家柏嶺、肖家屋脊，鐘祥六合以及江陵棗林崗等地。

石家河玉器品種主要分裝飾品和生產工具兩大類，裝飾品包括人頭像、虎頭像、蟬、鷹、鹿頭像、羊頭像、環(huán)、玦、璜、墜、珠、笄和管等，生產工具有紡輪、刀、錛和鑿等。

石家河玉器的玉料多以青玉為主，亦有黃玉和碧玉，還采用了石英、水晶、瑪瑙、大理石、綠松石、滑石、螢石等作為琢器的原材料。這些材料在湖北、河南、湖南的山區(qū)都有蘊藏，都屬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圍，可視為就地取材。如天門肖家屋脊出土的鹿首、羊頭為滑石。選擇不同的“美石之器”作為玉料，是石家河文化玉器的一大特色。

石家河玉器制作主要采用切割、雕琢、鉆孔、拋光等手工技術。其中最成熟、最精彩的屬雕琢技藝，當時的制玉匠人已經能夠嫻熟地運用浮雕、透雕和圓雕等技法進行琢玉，特別是浮雕技術，一般以淺浮雕雕出人面及獸面的表情，線條流暢，表情生動。

圖　1－9　“中華第一鳳”

1955　年，考古人員在石家河古城外的羅家柏嶺遺址發(fā)掘出土一批玉器，其中一件團鳳造型的玉鳳，首尾相接如環(huán)形，團身直徑只有4.7厘米，形體纖巧、精美逼真、惟妙惟肖，表現出高超的玉作水平，被譽為“中華第一鳳”，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2015　年，考古人員在位于石家河古城中心區(qū)域的譚家?guī)X遺址清理　5　座甕棺葬時，出土雙人連體頭像玉玦、虎座雙鷹玉飾、玉牌飾、虎形玉冠飾、玉虎、玉鷹、玉蟬等　240　余件玉器。這些玉器類型豐富、形態(tài)優(yōu)美、造型生動，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多數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線刻圖案、復雜的透雕和細如針尖的鉆孔，普遍使用的圓雕、透雕、減地陽刻、淺浮雕線刻工藝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qū)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

圖　1－10　石家河文化玉人頭像　圖　1－11?　石家河文化玉鹿

石家河文化玉器比較重視細部的刻畫，盡量反映和體現玉器本身的美感，反映出石家河先民自然純真的審美時尚和精神世界。在玉器造型方面，既重視對自然物的摹寫，也不乏大膽的想象與夸張。尤其是那些玉虎頭形象，可能與原始圖騰崇拜有著密切的關系，而那些神秘莫測的人頭像，則透露出一種威嚴與神圣。它們絕不是一般佩飾物，理應為象征身份地位和權力的標志物。

石家河玉器中的人頭像、龍、鳳、鷹、蟬等造型，在后世商周玉器中屢有出現且風格相近，可以說是同出一源。專家認為，這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的直接體現。

石家河文化玉器數量多、品種全、造型奇、工藝精，代表了中國古代玉器高超的工藝水準與獨特的審美情趣。它們沉睡地下數千年，一經面世，便震驚學術界。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評價稱，石家河遺址發(fā)現的玉器數量之多讓人驚喜，工藝水平之高令人震撼。此前在山西、山東等地高等級墓葬中零星出土有這類文化面貌的玉器，并不知來自何處，如今可推測那些玉器應是來自江漢平原的制品。王巍進一步指出，此前學界認為史前玉器有兩個高峰，一是遼寧的紅山文化，一是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現在看來，長江中游江漢平原應該說是一個頂峰，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已有高度發(fā)達的玉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用“巔峰”這兩個字形容石家河文化玉器，他指：“出土的240多件玉器，給我們帶來了又一次震撼，這批玉器的發(fā)現，擊碎了學者們構建的古玉體系，標志著一個史前玉作的巔峰，代表了一個中國玉文化發(fā)展空前絕后的時空坐標。”

石家河文化玉器對周邊區(qū)域文化以及后世玉器也有著深刻的影響，像蟬、龍、鳳、鷹以及人頭像、獸首神面像造型，在商周時期玉器中都曾經出現，在風格與工藝上可謂同出一源。人頭像更是影響深遠，在河南申縣春秋黃君墓中出土的玉人頭像，與江陵棗林崗出土的石家河文化人頭像頗有幾分相像，完全有理由說它們是同源于一門。獸首神面像在陜西西周墓和江西商代遺址中都有發(fā)現。石家河文化的玉鳳造型與商代玉鳳造型及工藝比較也頗有幾分相似，可以說，先秦時期玉器的許多器形源出石家河文化玉器。也可以這樣說，石家河文化玉器是中國玉器藝術由原始階段走向成熟時期的一個代表性作品群，它與龍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薛家崗文化玉器一道，共同構成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玉器文化的一道全新風景線，透射出中國文明社會的縷縷曙光。

新石器時代的玉器，除了用作宗教目的外，其功用還有以下幾種：首先，它們是審美的需要；其次，它們還是氏族部落內部成員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社會地位等要素的外在表現物，以及氏族部落之間區(qū)分族屬的標志物；再次，它們還是古代先民異性之間相互吸引的一種媒介物。

中國古代玉器文化的博大精深與神奇魅力，在石家河文化玉器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這也應該是天門先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貢獻。

（三）陶塑

數量豐富、栩栩如生的陶塑制品是石家河文化的又一大特色，僅1978—1987年在天門鄧家灣遺址的三次發(fā)掘中出土的陶塑就達數千件之多，估計總數不少于萬件。

據研究，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分兩期。第一期始自石家河文化早期，但數量極少，未見集中出土，至中期前段才大量燒制；第二期則出自石家河文化晚期，數量極多。另在石家河的其他遺址上，從未發(fā)現如此大量的陶塑藝術品，表明鄧家灣應是當時集中生產陶塑的地方，或許還是唯一的產地。在石家河文化的其他遺址中也發(fā)現有陶塑，與鄧家灣所出一致。

石家河遺址群中發(fā)現了數以千計的陶塑品，所有的陶塑品均為泥質紅陶，陶土經過淘洗，火候與一般陶器接近，制法皆為手捏。陶塑形體不大，一般體長5～10厘米，絕大多數陶塑都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少數帶有一定的寫意性或隨意性。

石家河文化陶塑形象主要包括動物和人偶兩大類。陶塑動物包括禽鳥類、獸類、水生動物類以及復合動物類。禽鳥類動物有雞、鴨、鵝以及各種鳥雀等，數量逾千件之多。還有雙尾相連的聯體鳥造型，這種造型與后世楚文物虎座鳥架鼓中的雙鳥背尾相連的形狀極其相似，這可能是一種難得的巧合吧。

獸類動物有狗、猴、豬、牛、羊、兔，以及老虎、大象。其中狗最多，形象最生動。陶塑狗有立式和臥式之分。立式狗有的靜立，有的奔走，有的吠叫，有的抬頭翹尾，身體稍向前傾，注視前方，有的狗背上還馱一幼狗，或一小鳥，悠閑自在，意趣盎然；臥式狗一般側臥，四肢自然蹲曲，腰身略卷，頸部粗長，頭部高昂似在警惕地諦聽張望，栩栩如生。石家河先民如此用心、用情地塑造這些小狗，似乎告訴我們一個道理：狗是人類永遠的忠實朋友。而豬、羊、牛、兔等當是石家河文化時期人類所飼養(yǎng)的家禽。陶塑老虎、大象等大型動物特征突出，極易辨識，說明石家河文化時期，江漢地區(qū)氣候比較溫暖濕熱，既有老虎出沒的茂密森林植被，同時又非常適合大象一類的熱帶動物生存。

石家河文化陶塑水生動物有魚、龜、鱉等。江漢平原自古河湖縱橫、水網密布，水生動物種類繁多，它們還是先民食物的重要補充。因此在石家河文化陶塑中出現如此多的魚、龜、鱉等，毫不奇怪。其他陶塑動物的形象也都十分逼真，如奔走狀的貘、跳躍的猴等，都塑造精準，十分傳神。

在陶塑動物群中，還有一些讓人無法辨識的奇怪造型，如鳥首魚尾的造型。更使人無法理解的是，在石家河陶塑動物中，居然出現了類似袋鼠和企鵝的造型，這些動物是絕對不可能出現在江漢平原的。它們是先民無意捏塑的意外之作，還是刻意的創(chuàng)作？這成為石家河先民留給我們的一個千古之謎。

石家河陶塑人偶有箕踞和跪坐兩種，跪坐陶人發(fā)現較多，形態(tài)特征基本相同，一般高約10厘米，頭戴淺圓帽，身穿長袍，細腰，寬裾，口鼻分明，頸部修長，正面跪坐，兩手懷抱一條大魚，神態(tài)凝重。關于這些人偶的身份，有的學者認為是部落酋長的塑像，也有人認為是巫師作法的形象。

圖　1－12　石家河文化陶狗　圖　1－13?　石家河文化陶豬

圖　1－14　石家河文化陶兔　圖　1－15　石家河文化陶羊　圖　1－16?　石家河文化陶貓頭鷹

圖　1－17　石家河文化陶雞

關于石家河陶塑的文化意蘊，學術界目前主要有玩具論和祭品論。前者認為這些陶塑是當時的孩童玩具，還可能有對兒童進行教育，幫助他們認識部落首領、巫師，以及辨別各種動物的功效；后者認為這些陶塑是祭祀神靈的祭品，祈禱來年有更好的收獲。

圖　1－18　石家河文化陶塑人偶

石家河文化陶塑構思巧妙、手法嫻熟、形象逼真、意趣盎然，折射出先民自然、和諧的生活情趣，也反映出先民高超的藝術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是我國史前藝術的精華，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絕不亞于黃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彩陶藝術品。

石家河陶塑的大量出現，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石家河文化時期社會大分工的情況，即手工業(yè)從農業(yè)中分離出來而成為專門的生產部門，并由此產生了以直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這是社會經濟發(fā)生變革的產物。

（四）冶銅

考古工作者在石家河遺址群的鄧家灣遺址、肖家屋脊遺址的石家河文化地層中，都發(fā)現有許多孔雀石小塊。例如在鄧家灣和肖家屋脊遺址的早、中期地層中，數十次發(fā)現了大小不同的孔雀石小塊，小的有指頭大小，大的如同半個雞蛋。有少數孔雀石表面已被氧化成褐色，呈蜂窩狀。考古工作者將經科學發(fā)掘出土的這些孔雀石塊送往北京鋼鐵學院（今北京科技大學）檢驗，結果證明為銅礦石。這是石家河文化時期已經開始冶銅的直接證據。此外，在羅家柏嶺遺址還出土了5件殘銅片。

同時，石家河文化遺存中發(fā)現大量做工精良的玉器，這些硬質的玉石只有用非常堅硬的工具如銅質工具才有可能進行加工制造。石家河遺址出土大量的夾砂厚胎缸也可能用于冶銅。

石家河文化時期銅的冶煉和使用，已經成為當時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重要特征，標志著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

（五）刻劃符號

除了城市、銅器外，文字也是文明起源的要素之一。在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器物上，陸續(xù)發(fā)現有較多刻劃符號，這些刻劃符號被專家認為與中國早期文字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石家河文化刻劃符號最早發(fā)現于1987年，此后隨著田野發(fā)掘和室內整理的進行，陸續(xù)有新的符號發(fā)現。在肖家屋脊、鄧家灣兩個遺址上共發(fā)現符號約60個，其中肖家屋脊經過8次發(fā)掘，共出土符號約43　個；鄧家灣經過4次發(fā)掘，出土比較完整的符號約12個。這些刻劃符號的年代均為石家河文化早期。

這些刻劃符號有的位于尖底陶缸的上腹部，有的位于凹底陶缸的下腹部，有的位于高領罐的肩部，有的發(fā)現于泥質灰陶殘片上，更多的刻劃符號位于大口陶尊的上腹部。

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劃符號以象形符號為主，大多以簡練的筆劃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態(tài)，一件陶器上只有一個符號，而且絕大多數為單體符號，少數幾個為合體符號。刻劃符號的基本筆劃為弧線和直線，間或用少數未戳穿的圓形小戳孔。

圖　1－19　石家河文化刻劃符號

這些刻劃符號少則兩劃，多者十余劃，主要是用某種材料制成的銳器在大口尊、缸的坯體上刻劃而成。溝槽較深，有些殘片往往沿溝槽斷裂，溝槽內的顏色與器表一致，筆道深粗均勻，線條自然流暢。有些符號因刻劃較深，坯體燒干后槽口張裂，其現存寬度往往大于刻時的寬度。

此外，在石家河遺址出土的玉器上也發(fā)現有大量的刻劃符號，并且同樣有一定的規(guī)律性。

從目前的考古發(fā)現與研究來說，我們還不能將石家河文化發(fā)現的這些刻劃符號認定為文字，但這些刻劃符號可以被視為文字起源的前期階段的佐證。

（六）葬俗

石家河文化葬俗獨特，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該時期社會的復雜與進步。

石家河文化墓葬以單人仰身直肢葬為主，少見仰身屈肢葬與側身屈肢葬。墓葬規(guī)格大小不一，隨葬品數量多寡懸殊，如肖家屋脊7號墓，隨葬品多達106件，其中包括1件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石鉞。而與該墓毗鄰的另一座同時期的墓葬，不僅墓坑極其狹窄，而且除人骨架之外一無所有。同樣的情形在其他墓地中也不時見到。顯然，石家河文化時期社會已經出現極為明顯的貧富分化。

棺葬是石家河文化墓葬文化明顯的特色。甕棺葬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這種葬俗流行于新石器時代至漢代。一般以甕、罐、盆等陶器為葬具，大多將小孩的尸體殮入其中埋葬，個別成人也有用甕棺，一般用2～3　件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多數埋在居住區(qū)內房屋附近或室內地面之下，有的遺址也辟有專門的兒童甕棺葬墓地。

關于甕棺葬，一種看法是，夭折兒童被裝入甕棺而不是直接埋入黃土中，是希望給其一定的空間，甕棺蓋或底部上的小孔則是希望他（她）能恢復呼吸，得以復生。所以，郭沫若在參觀半坡遺址后，賦詩云：“半坡小兒冢，甕棺盛尸骸；甕蓋有圓孔，氣可通內外。”既然人已經死了，何以又望其“通氣”呢？有人推測這可能與當時的診斷技術落后，幼兒經常出現“假死”的現象有關系，所以大人存此僥幸念頭。另一種意見是，這與當時人們的靈魂信仰有關，盆、缽底部的小孔當是供靈魂出入的通道。這種葬俗，與近代某些地區(qū)小孩死后并不埋葬，而葬于樹杈上，以為小孩的靈魂弱小，埋在地下便出不來的想法是一致的。

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甕棺葬多見于黃河流域地區(qū)，且多用于兒童，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遺址等。在湖北地區(qū)，甕棺葬是新石器文化早、中期一種使用較少的葬俗。而在石家河文化時期，甕棺葬一躍成為一種比較流行的葬俗，而且很多精美的玉器出自其中，如肖家屋脊遺址一座甕棺墓W12（W為甕棺墓的縮寫，W12即為12號甕棺墓）中出土了一件玉鷹和一件碎玉片，葬具為廣肩弧腹小平底甕。

此后，肖家屋脊遺址兩個探方內就發(fā)現有7座甕棺墓，其中最大的一座甕棺墓編號　W6（6　號甕棺墓），比　W6　稍小一點甕棺墓為　W7（7　號甕棺墓）。在　W7　甕棺底部，出土一件玉人頭像，這是一件管狀玉人頭像，是肖家屋脊遺址發(fā)掘出土的第一件玉人頭像。隨后又出土了一件玉蟬和　4　件碎玉片。W6　是目前江漢地區(qū)發(fā)現最大的一座甕棺墓，該墓距地表深　0.35　米，墓坑為圓形豎穴，坑口直徑　1.4　米，深　0.8　米。葬具為兩件大小相同的陶甕上下扣合而成，直立放置于墓坑內。兩甕均為廣肩弧腹小平底，均從肩部鋸開，其中下面的陶甕還將鋸下的口沿部分在裝入人骨之后再合上成為一個整體，上面的陶甕將鋸開的口沿放置于甕棺的一側。經過清理，W6　共出土隨葬品　59　件，其中玉器就有　56　件，計有玉人頭像　6　件、玉虎頭像5件、玉龍1件、玉蟬11件、玉鷹1件、璜2件、管10件、墜1件、珠5件、圓片2件、笄2件、柄形飾　5件、碎塊5件。另外還隨葬一件陶杯、一顆獸牙和一件石珠。在一個甕棺內出土56件玉器，在全國來說尚屬首次。

隨后，考古工作者又對肖家屋脊遺址進行了5次發(fā)掘，特別是在1989年兩次發(fā)掘中，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大水塘西南部又發(fā)現一個甕棺墓群，該甕棺墓群以大型甕棺墓　W71（71　號甕棺墓）為中心，周圍分布有甕棺墓　35　座。W71坑口直徑　0.8　米，深　0.55　米；葬具與　W6　的陶甕相同，甕內葬有成人肢骨及少量骨渣，隨葬有玉虎頭像、玉蟬、玉笄、長方形透雕片飾、玉環(huán)形器和碎玉片等　7　件玉器。

在1987年至1991年間，肖家屋脊遺址共進行了8次發(fā)掘，發(fā)掘總面積6500平方米，發(fā)現了157件石家河文化玉器，其中　109　件玉器出于甕棺墓中。無獨有偶，在江陵棗林崗石家河文化遺址，先后發(fā)掘了　46　座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甕棺墓，絕大多數甕棺中都出有玉器。

據此，研究者得出一個結論：在石家河文化早期主要是土坑墓，而在石家河文化晚期沒有發(fā)現一座土坑墓，取而代之的是發(fā)現大量甕棺墓，說明甕棺葬成為石家河文化晚期先民的主要埋葬習俗。

石家河文化甕棺墓墓坑平面形狀主要為圓形，葬具多為小口矮直領陶甕，這種陶甕器形較大，可能是專門用作甕棺葬葬具的，少數甕棺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鼎、缸、罐作為葬具。大型甕棺墓一般是用兩件陶甕相扣而成，其他稍小的甕棺一般是用陶盆、缽、圈足盤、豆和器蓋作蓋。多數甕棺墓的人骨已腐，僅殘留骨渣，少數墓中殘留肢骨或頭骨。

較大的甕棺墓，一般是成人墓，為了便于裝殮，較大甕棺的肩部都被整齊地鋸開，裝入人骨后再扣合而成。較小的甕棺墓一般為嬰幼兒墓。甕棺葬中部分墓有隨葬器物，隨葬品中除少量的陶器、銅礦石和獸牙外，絕大部分均為玉器。玉器均出自較大的成人甕棺墓中。較小的或是臨時用作葬具的甕棺葬，如圜底缸、盆形鼎、廣肩罐等，一般不隨葬玉器。

（七）宗教與禮儀祭祀

宗教與禮儀祭祀也是文明起源的要素之一。宗教與禮儀祭祀遺跡在天門石家河文化遺址中也有重要發(fā)現。

天門石家河遺址群鄧家灣遺址、肖家屋脊遺址發(fā)現有大量紅陶缸遺跡，這些紅陶缸有的倒置排列，有的則平行套接，但缸底大多并不相通。陶缸上往往有刻劃符號，應當與宗教祭祀有關。其中鄧家灣宗教活動中心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北部，共發(fā)現祭祀遺存6處，其中屈家?guī)X文化時期4處、石家河文化時期

2處。遺址內發(fā)現許多塔形陶器，推測是宗教用品。還發(fā)現幾處用大陶缸相套排列成弧形的遺跡，其中有的陶缸上刻有刻劃符號，估計也與宗教活動有關。此外，鄧家灣遺址發(fā)掘過程中，出土了近萬件陶塑品，包括豬、狗、牛、羊、雞、猴、象、長尾鳥、龜、魚等陶塑，還有成百件人抱魚像，惟妙惟肖，生動傳神。這些陶塑品出土位置相對集中，多出于祭祀遺存邊緣的灰坑和洼地堆積中，其他區(qū)域比較少見，也不見于墓葬隨葬。同時出土的陶器有紅陶杯、小腹壺、罐、鬶、缸等，還有一些焚燒形成的炭末和紅燒土，這些器物和焚燒現象可能與祭祀有關，紅陶杯和陶塑品則可能分別是祭具和祭品。

印信臺祭祀遺址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壕的西側，因地形似一枚方形印章而得名。2014年11月至2015年　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印信臺遺址進行了發(fā)掘，在1.4萬平方米的臺面發(fā)掘出面積1175平方米的祭祀場所。

印信臺祭祀遺址揭露出人工臺基、大量甕棺、大量紅陶缸以及由數十個紅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少量人骨殘骸等遺跡，部分紅陶缸上還有一些刻劃符號。從文化特征分析，印信臺遺址應是當時多次進行祭祀活動的一處特殊場所，也是目前發(fā)現的長江中游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場所。遺址發(fā)現的大量陶缸可能是長江中游原始先民使用的一種獨特的祭祀用具，陶缸首尾套接樣式在長江中游地區(qū)極為罕見，表達了先民的某種心靈寄托。

石家河遺址群周邊還發(fā)掘出多具遺骸，其中在部分的甕棺里發(fā)現了嬰兒的遺骸。研究認為，遺址群周邊發(fā)現較多遺骸，說明新石器時代長江中游可能有用人做祭祀品的習俗，另一種情況可能是尊貴的人死后才有資格被葬在祭祀場所里。

此外，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玉器數量豐富、制作精美，特別是其中一些蘊含宗教禮儀意蘊的玉器，如玉鉞、玉刀、玉璜、玉璧等，均折射出人類早期文明的曙光。

通過對石家河文化各類遺跡現象、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學術界普遍認為，石家河遺址在距今　5900—3800　年的漫長時段內，經歷了初興、強盛、突變及衰落的階段性變化，這個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可以分為中心聚落初步形成、文化引領與輻射、融入中原文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石家河文化的初興期，時段為距今5900—4800年。這個階段歷經近千年的緩慢發(fā)展，建成了中心聚落譚家?guī)X城，故也稱譚家?guī)X城時期。

第二階段是石家河文化的強盛期，時段為距今4800—4200年，是引領與輻射長江中游的重要時期，以石家河古城的建成為標志，故也稱石家河城時期。隨著面積120萬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的出現，遺址范圍隨之擴大，形成了8平方千米的龐大聚落。此時，長江中游地區(qū)已經形成文化面貌高度相似的文化統一體，在這個統一體中，石家河遺址被視為長江中游地區(qū)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領與文化輻射的重要作用與地位。

第三階段是石家河文化的衰落與突變期，時段為距今4200—3800年。這個階段，顯赫一時的石家河古城已經廢棄，不再使用，遺存數量減少，甕棺葬開始流行，地域文化明顯受到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并逐步融入中原文明的懷抱。特別是至石家河文化晚期，隨著中原文化的日益強盛和大舉南下，一直平穩(wěn)發(fā)展的石家河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較大影響，出現了大量來自中原地區(qū)同時期的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的性質、面貌也隨之發(fā)生了較大變化，與石家河早中期文化存在文化譜系上的斷裂與重大改變。對于這支后起的、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大的新興文化，學術界一般以“后石家河文化”稱之。

20世紀90年代，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提出“中華文明滿天星斗”的說法，即在距今6000年左右，從遼西到良渚，中華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滿天星斗一樣璀璨奪目。具體而言，在甘青地區(qū)有齊家文化系統，在遼西地區(qū)有紅山文化系統，在海岱地區(qū)有龍山文化系統，在長江中游地區(qū)有石家河文化系統，在長江下游地區(qū)有良渚文化系統，在中原地區(qū)有仰韶文化系統。這些文化系統各有其根源，都創(chuàng)造出了燦爛的文化，中華文明的起源呈現出多元、區(qū)域性、不平衡的發(fā)展態(tài)勢。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先生在《長江流域文明的進程》一文中也指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文明起源的問題。只要對黃河、長江這兩河流域文明的進程有個基本的了解，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也就基本解決了。也就是說，中華文明的形成既是多元的，也是一體的，即所謂“多元一體”。

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演進過程中，長江流域史前文化為中華文明的起源、發(fā)展、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長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是構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區(qū)域，而石家河遺址則是長江中游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史前遺址。石家河古城是我國目前已被確認的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城址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座城池，其附屬地點之多、分布面積之廣、出土器物之豐，在同時期遺址中罕見，具有稀有性、獨特性的典型意義。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長江中游地區(qū)史前文化發(fā)展的最高水平，是研究我國史前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社會性質、社會結構、人口分布、聚落發(fā)展演變、民族形成與文明起源的重要遺跡，為探索長江中游文明的起源找到了重要的突破口，對于探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在距今4200—3800年，以后石家河文化出現為標志，荊楚地區(qū)走完了其漫長而曲折的新石器時代，進入中國歷史上的夏商周時期。至此，天門歷史又掀開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