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晚報/紫金山新聞記者邢虹朱彥

　　近期考古界最受關注的大事件，無疑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史前聚落石家河遺址最新考古成果——首次確認石家河古城是長江中游同期最大城，與良渚古城規模相當！

　　湖北石家河遺址位于長江中游腹地，被發現于上世紀50年代。考古工作者對石家河遺址持續近70年的科學考古，一步步深化了對于長江中游史前文明的認知。石家河遺址在文明的脈絡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近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方勤做客“南博講壇”，以《石家河與中華文明》為題，圍繞石家河遺址的多項重大考古發現，揭秘其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長江中游最大 規模與良渚古城相當

　　據方勤介紹，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發現于1954年，是長江中游地區延續時間最長、面積最大、等級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都邑性聚落群，在距今5900年至3800年間，遠古先民在此創造了燦爛的文化，也是五千年中華文明史的重要實證。

　　1992年，這里曾發現大型史前城址——石家河古城，當時探明面積為120萬平方米。此后的30年間，對于石家河古城遺址的研究從未中斷。

　　202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和天門市博物館，借助地球科學、測繪、水利等多學科力量，再次對石家河古城展開全面系統調查和勘探。近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最新考古成果，首次確認石家河古城由內城、城壕、外郭城構成，面積近350萬平方米，是長江中游同期最大城，與長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規模相當。

　　考古發現，石家河古城規模宏大、布局完整，城墻厚度在100米到70米之間，經過夯打的墻體土質十分堅實。此外，城墻利用自然崗地，依山就勢而建，獨具匠心。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古城的水利系統。首次確認內城河流、水門、攔水壩、小型水庫等古城水利設施，在古城西南水系附近還發現了史前稻田遺存。專家分析，石家河古人通過這一水利系統，可實現防洪蓄水、引水入城，滿足生活和農業灌溉等生產用水。

　　方勤介紹，城市是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規模宏大的石家河古城及其復雜水利系統的發現，深化了對長江流域古城規劃和布局的認識，也反映了距今5000年前的長江中游，已經產生了發達的人類文明。

　　鳳“飛”石家河 見證中華文明生生不息

　　除了規模巨大的城址、神秘的祭祀遺址外，石家河出土的精美玉器，更是見證了石家河文明的輝煌。

　　“石家河玉器的獠牙、縱目、大耳朵等造型，其實跟三星堆很接近的，所包含的內涵和三星堆有很多一脈相承的地方。”方勤認為，石家河玉器一定是文化交流的結果。那是一個進入了文化交流、文化認同的時代，“永遠不要低估古人的交流、交融的能力。中華文明生生不息，從未間斷的密碼是什么？就是交流。”

　　石家河多數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線刻、勾連圖案和復雜的透雕以及細如針尖的鉆孔，其普遍使用了圓雕、透雕、減地陽刻工藝、淺浮雕線刻工藝，類型豐富，形態優美，有栩栩如生的玉虎、有紋理細膩的玉佩，還有造型奇特的連體雙人頭像……

　　方勤用“驚艷”兩個字形容這些出土的玉器。他說：“技術嫻熟，太過精美，令人驚艷。很多人都以為是商周時期出土的，不敢相信是出自這里。”這批玉器的發現，也標志著史前玉作巔峰的出現。

　　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素有“中華第一鳳”之稱的玉鳳就是從石家河遺址出土的一件史前文物。這件距今4000年左右的玉鳳形體稍小，團身直徑只有4.7厘米，紋飾采用減地陽刻技法，表現出高超的玉作水平，也被認為是鳳文化的重要源頭。

　　石家河遺址的考古工作仍在進行。方勤說，石家河遺址的發現，為人們追尋長江中游文明打開了一扇窗，實證了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一樣，都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共同構建了燦爛的中華文明。

　　“禹伐三苗”的記載?從考古學看或許并非傳說

　　綜合這些年的考古及研究，考古工作者初步勾勒出石家河遺址的時空框架，將其分為中心聚落初步形成、文化持續引領與輻射、融入中原文明三期。

　　第一期是中心聚落初步形成期，經歷了距今約5900至4800年的緩慢發展，建成了中心聚落譚家嶺城，故也稱譚家嶺城時期。

　　第二期為石家河文化的強盛期，是引領與輻射長江中游的重要時期，以石家河城的建成為標志，也稱石家河城時期。

　　第三期又被稱為肖家屋脊文化時期，距今約4200至3800年。“以往我們普遍認為，這時石家河古城已經開始衰落，甚至不再使用了。”方勤表示，但根據最新的考古發現，在那個時代，城池依然在使用，而且還往外擴張了。而那個時代正與大禹處在同一個時代。中國古代部族當時主要分為華夏、苗蠻、東夷三大集團，黃河中游地區的一系列“仰韶文化”類型及后續文化的族屬是華夏，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族屬是三苗，黃河下游地區的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文化的族屬是東夷。在距今4000多年前，南北局勢又發生了變化，中原華夏部族在禹的帶領下強盛起來，并發動了兩大部族決定性的戰爭，即文獻記載的“禹征三苗”。

　　《墨子·非攻下》記載：“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于廟，犬哭乎市，夏冰，地拆及泉，五谷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袛，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根據上述記載可知，戰前可能發生了日食現象、大地震或水災。方勤認為，“禹伐三苗”后，很可能由于自然環境的變遷、政治中心的變遷以及經濟中心的變遷，而后石家河文化的面貌突變，并大量出現中原龍山文化的文化因素，當是與此傳說事件吻合。所以石家河遺址變遷更迭的過程，持續見證了長江中下游的文明進程，對于中華文明的起源探尋有十分重要的作用。